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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市場經濟下的合作經濟(之三) ——延安的成功實踐及對今天改革的參考意義
作者:胡德平      時間:2019-09-20   來源:
 

十一、延安成功的合作社典型

1942年以前,延安根據列寧說的合作化,辦起的合作社,基本上都是公營官辦的,即政府的股金為主,向群眾攤派的股金為補充,“只在19421月,建設廳根據延安南區合作社的經驗,提出‘克服包辦代替,實行民辦官助’的方針,合作經濟才迅速發展起來。”“延安縣南區合作社就是較早走上正軌的。”(P.787)毛澤東深信不疑,延安的合作社及一切抗日根據地實行的農業合作經濟都是符合中國農村實際的。他說:“這在中國經濟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P.889

建國后,毛澤東認為合作社已是駕輕就熟之路,所以用運動的形式大力推廣,不免出現了急躁冒進的錯誤。但他印象深刻的供銷社、信用社組織仍然保留下來。供銷總社還成為一個部級組織。今天的農村改革并沒有否定農村合作經濟方向,切勿以為土地承包后就天下大吉了。

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之間,本不存在一條萬里長城,請看現在的一些號稱社會主義性質的股份公司上市公司,能夠這么對待股民嗎?

十二、合作經濟的普遍意義

延安時期合作經濟的領域是無所不包的,至少有五種形式的合作社。以延安南區合作社為例,它是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綜合性的合作社,以及手工合作社。“不僅經營消費事業,還經營供銷、運輸、生產、借貸等項事業”。(P.788)生產方面,合作社組織了紡織、榨油、制氈等手工作坊,它可以一次動員八百個婦女一起紡紗。運輸方面它有一個百余頭牲畜的運輸隊,主要進行鹽業貿易。它的商店“不僅使老百姓少走路,而且比大城市商店的東西還要便宜”。它的信用合作社除去為社員服務外,還為外地的移民、難民貸款,幫助他們安家落戶,發展生產。南區合作社還經常將社里的紅利為社員繳納教育經費和民兵的放哨費。總而言之,延安的合作經濟走上正軌以后,贏得了人民充分的信任,并給中央領導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國現在一部分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戶,開始組建起各種專業性的生產合作社。農村改革同時繼承下來的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供銷合作社和眾多為“三農”服務的企事業單位都應是合作經濟的組成部分。

十三、股份制形式的合作社更有經濟活力

南區合作社是一個合股制的企業,“它允許人民用公債劵、儲蓄票入股,以擴大股金。”“群眾要求入股無錢時,它號召群眾可用一切有價實物入股,如糧食、牲畜、雞蛋、柴草等等。”(P.788)南區合作社經常吸收群眾的馱鹽代金轉為股金,而且還幫助群眾完成了馱鹽的公差。合作社甚至收集“上年應交的公糧給合作社,合作社不僅保障替社員代交本年應出的公糧,而且承認所交公糧的數目即作為老百姓所入之股份。”(P.789)如果下年公糧數額增加,則增加量由合作社負擔。處處為農民著想,為社員著想:“他不斤斤于合作社本身的公積金、公益金的百分比的多少,而盡量將贏利分給社員,它不限制股份的紅利,不論社員股金多少,一律按股分紅;它不限制社員對股金處理的權利,每個社員都有隨時退股的自由;也不限制社員資格,各階層人民都可以加入,機關社團也可加入。” 

股份制形式的農業合作社不但在延安時期,而且在今天都有強大的生命力。50年代的農業初級社是講股份制的,高級社則取消了社員的土地股份和大牲畜、農具的股份。好像只有集體耕種、集體分配,吃大鍋飯才叫合作經濟。這段歷史教訓應永遠汲取。

十四、合股雇傭企業的必然性

毛澤東作為一名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當然會用階級分析的眼光,《資本論》中的觀點,看待一切經濟組織。對延安地區的合作社也如此。他稱贊合作社在股份分紅之外,“不管股份的多少,每一社員都有平等的權利。”(P.789“消費合作社方面,并未違背消費合作社事業的基本精神。”即股份合作的精神,同時他也清醒看到:“在生產合作社方面,雖不是生產者本身的合作事業,而是合股雇傭企業,但在手工業不發展,手工業工人不多的邊區,為著吸引農村游資發展手工業,現在的生產合作社方式,也就成為適合現地現時條件的產物了。”(P.789)南區的運鹽合作社就是“佃本合伙”制。“延安的吳滿有、卯克呼,甘泉的杜發福,都是經過第一次農展會獎勵過的,他們現在都成了很好的富農,繳公糧均在五擔以上,并在農村中推動了其他農戶發展生產。所有這些,均推動了農業的發展。”(P.756)很多機關和本地農民合伙耕種,毛澤東認為:“伙種雖帶剝削性質,但老百姓特別是移民、難民十分愿意,因為公家供給了種子、耕牛、農具,租率又不算重。”(P.863)合作社中的合作雇傭成分不能從善良的愿望出發而予取締,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

現在政府征收農村土地,將農戶土地折股計算,部分股份分紅,部分股份當作商業用地給農戶經營,也需雇人經營。更何況被流轉土地的農民,或在原地打工,或進城打工呢。農村改革初期,不少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在政府明智的保護下,或多或少,或長或短都用股份合作制的牌子給自己的企業定性。

十五、物價水平在消費者心中的地位

延安南區合作社是邊區最著名的、最有效益的合作社。它首先是從消費合作社做起來的。它建立在土地革命時期,使用的是蘇維埃政權發行的蘇幣,凡加入消費合作社的成員,可用蘇幣在合作社中買到比市面上還要便宜一些的貨物,從而獲得百姓們的歡迎。中央紅軍到達延安后,南區消費合作社在軍民之間起了物資交流供銷方面的良好作用,消費合作社從群眾方面購買軍需給養,軍隊方面通過合作社付錢給老百姓。

中共中央1937113日進駐延安,15日在延安抗日救國會的歡迎宴會上,關于金融問題,毛澤東講到:“認為用白票就不能用蘇票,用蘇票就不能用白票混用。我認為中心問題是從外面辦貨來的問題,用合作社的方式來調劑,當今還是可行的。”(《毛澤東思想理論與實踐》總期第45P.53--5619373月至6月期間,南區合作社就“替軍隊買三十擔糧,又凡西北軍委招待處所用的木炭柴火均由合作社代買。這筆生意,那時收的完全是蘇票,老百姓不同意,要合作社要求以貨物為憑代購,一方面給些貨物,一方面可以收蘇票。社內干部非常吃苦耐心地接洽人民和軍隊,從此就建立了軍民兩方面的關系。如果老百姓有的蘇票到別處買不到的東西,合作社可以買到。發表了這些情況,社員對合作社有了認識,自己提出說:合作社是能替他們做事的。”(P.791—792)那時“蘇票買貨三元折白票一元”,到這年9“三毛洋的蘇票成了一元白票”。(P.7921944年,邊區政府還發行了邊區貿易公司流通劵。

這種情況,說明了三個問題:第一,消費合作社和消費者的關系,不但要公買公賣,而且使商品價格做到了讓利優惠的水平。第二,消費合作社豐富的物資、低廉的物價使蘇票替代了白票,這是消費合作社最大的成功。第三,廣大消費者希望買便宜貨,認識程度較高的人,則追求商品的性價比。明白這一點,才會知道何以“雙十一”、上海的COSTCO這么火。物價在消費者心中的地位是極其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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