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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于平: 紀念這個日子,我父親與耀邦叔叔的歷史淵源
作者:趙于平      時間:2019-11-20   來源:
 

作者趙于平的父親趙品三簡介:

趙品三,山西榆次人,生于1904年,卒于1973年。1925年入黨,1929年參加紅軍。

他是1929年大冶兵暴的主要發動者之一,是中央紅軍小八角帽軍裝的設計者,是紅軍第一個專業劇團一一“八一劇團”的創建者。曾經擔任過紅三軍團直屬黨委書記,中央特別訓練大隊政委,中央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兼特科大隊政委,中華蘇維埃政府教育部藝術局長。

抗戰中擔任過北方局秘書長兼八路軍前方總部秘書長,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兼八路軍總部副秘書長等職。

在中央蘇區時期,我父親趙品三就結識了正處在青少年時代的朝氣勃勃的小紅軍胡耀邦。

父親回憶說,胡耀邦在中央蘇區時是個“紅小鬼”,在少共中央工作。他為人聰明,正派向上,特別善于演講,在眾多的“紅小鬼”中出類拔萃,很有些名氣。紅軍學校當時經常組織演講比賽,他每每前來參加,都能得滿分“五分”。

紅軍到達陜北后,父親兼任西北青年救國會軍事部長,曾和胡耀邦共事過一段時間。那時胡耀邦已是久經考驗的經過長征的老紅軍了,進步很快,擔任了西北青年救國會的組織部長,后來又擔任了軍委總政的組織部長。

“文革”期間,胡耀邦被打倒,列入“黑幫”名單,遭到殘酷迫害。為了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專案組竟誣陷他是“假黨員”。

為找到“罪證”,專案組先后派人六次來到我家,企圖逼迫我父親證明胡耀邦沒有辦理過入黨手續,但每次都被我父親嚴詞拒絕了。

父親給他們出具的證明都是寫的耀邦同志當時是正式黨員,而且表現很好。專案組對此很不滿意。

最后一次,專案組竟惱羞成怒,威脅說:“你知道不知道胡耀邦現在是黑幫?”,這下可把父親激怒了,他“啪”地一聲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怒喝道:“他現在是什么我怎么會知道?你們問的是他三十多年以前在中央蘇區時期的事情,他那時不但是黨員,而且表現很好,我早就給你們寫過證明了,你們為什么還來問?”專案組見狀無可奈何,只好悻悻而退,此后就再也沒有來過。

我當時剛好在家,目睹了全過程,當時我真的為父親捏了一把汗。事后我埋怨他不應該發脾氣拍桌子,尤其不該說“表現很好”,只證明耀邦叔叔是黨員就行了嘛,否則他們說你包庇“黑幫”,叫人來把你綁架走怎么辦?

父親聽了以后說,他們三番五次逼我說假話企圖害人,真是豈有此理,我已忍耐多時了,實在是氣不過了。耀邦同志小小年紀參加紅軍,又經過長征,出生入死,即便原先不是黨員,也早已超過黨員標準了,他們如此卑鄙害人,我實在無法忍耐了。

但父親也覺得亂局之下,不可不防,就寫了一張紙條,寫明姓名、住址、親屬姓名、電話,揣在內衣兜里,如果萬一被人綁走,甚或遇到危險,有個三長兩短,好給人留下個線索。幸而,那種危險始終沒有發生。

“四人幫”覆滅之后,我在胡耀邦叔叔的兒子胡德平寫給李祝俊的一封信里才知道,原來在1933年,在胡耀邦由團轉黨的支部大會上,我父親是參加表決的正式黨員之一。肯定是在耀邦叔叔挨整時,他自已提供了父親曾是他的入黨證明人。

事實證明,耀邦叔叔算是找對了人。他知道,在那種政治高壓下,唯有倔骨頭才不會屈服于權勢。如果換一個證明人,推說忘了,或說不知道,那頂“假黨員”的帽子興許就會扣到耀邦叔叔的頭上。而在當時的“氣候”下,如果黑幫分子再加上“假黨員”的罪名,那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我父親1943年春從軍委副秘書長的崗位上卸任后,做為干部儲備調入黨校二部學習。當時黨校一部是準備參加七大的代表,二部主要是老干部老紅軍,但也有少量“新革命”。

和我父親同住在延安一孔窯洞的一位同學,恰巧是一位“新革命”。父親對年輕人總是多加照顧,從不擺老資格,凡有公差勤務等雜事,總是自已搶先去做。但此位“新革命”卻“倚小賣小”,索性什么事情都讓我父親去做,他卻坐享其成。

一次,父親感冒,發起了高燒,恰巧煤油用完需到總務科去領,父親就告訴這位年輕人說自已身體不舒服,這次你去領一下煤油吧。

沒想到他竟說每次都是你去領嘛,怎么現在讓我去?態度倨傲無禮,兩人就吵了起來。而此人在整風中為表現自已,又喜歡打小報告,不少老同志都討厭他,我父親也早就對他有些看不上眼。一怒之下,父親就掄起皮帶抽了他幾下,把他給打跑了。結果他就跑到組織部長胡耀邦處將父親告了一狀。

耀邦叔叔經過了解,馬上批評了那位“新革命”,說“你不講道理在先嘛!“由此可見,耀邦叔叔對我父親的倔脾氣十分了解,知道我父親的拳頭是不會無理而揮的。

當時在延安,新市場開了個小肉鋪,有些年輕的男同志欺負女同志,在排隊買肉時到前面插隊,還有人在禮堂看戲時故意用腿別女同志,叫做“揩油”,我父親為此和他們都動過拳頭,不少老同志都知道他急公好義的這種個性。

解放后,1954年,北京蘇聯展覽館落成舉辦開館展,父親前往參觀。走到展館門前,突然有人從后面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同時喊了一聲“老趙”,他回身一看,見是老戰友胡耀邦。

自從抗戰勝利后延安一別,至今快十年了,兩人都沒有再見過面。這次老朋友相見,分外親熱。耀邦叔叔此刻已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年齡還不足四十,正值事業順暢之際,又是久別重逢,因此顯得意氣風發,滿面春風。

互相問候之際,他看到我父親戴了一塊長方形的白色浪琴手表,就說你這表太老了,我送你一塊新表,說著就把自已戴在腕上的一塊瑞士褐色底盤的圓形手表摘下來遞了過去。我父連忙說我這表是打錦州時的戰利品,老是老點,走時還準,你這表還挺新的,還是你留著用吧!

耀邦叔叔笑道:“老朋友了,你就不要客氣了”。父親見耀邦叔叔既熱情,又豪爽,就“恭敬不如從命”,也就不再推辭了。這只表,父親戴到1959年,又轉交給了正在上高中的我,至今我還把它當做寶貴文物一樣珍存著。

1971年初,父親罹患中風,臥病在床。林彪事件之后,耀邦叔叔也從“牛棚”里放出來回到富強胡同六號家里,但并未真正獲得“解放”,也未安排工作。

記得大約是1972年吧,德平提著一籃子鮮桃,興沖沖來到和平里我家。見到我父親后說:”伯伯,我結婚了,給您送點喜桃。”我和父母都向他表示了祝賀,也明白這其中包含著耀邦叔叔不忘老戰友的深情。

1973年6月,我父親病危,耀邦叔叔聞訊,立即趕赴協和醫院看望。他仔細詢問了病情,繞著病床轉了一圈,焦急地望著我父親,邊走邊操著他那帶著家鄉口音的普通話深情地說道“老家伙嘍!”

這時的父親,已經陷入昏迷數天,我試著湊到他的耳邊對他講道:“耀邦叔叔來看你了”,我本以為他不會有什么反應,誰料他竟眨了眨眼睛,從眼角里滾出幾滴眼淚來,我感到十分詫異。

多日來,他的面部表情一直很平靜,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看來,一定是因為他們是紅軍時代的老戰友,患難之交不比尋常,才會出現這種“奇跡”。

1973年九月九日,父親不幸病逝,耀邦叔叔聞訊后不但全程參加了遺體告別和追悼會,而且還執意要列名治喪小組。這一舉動非常令人意外,也讓我們全家十分感動。因為他和我父親不在一個系統,這樣做是很破格的,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情況。

后事處理完畢后,耀邦叔叔又舉辦家宴招待我們全家,以表示對我們的安慰。我和母親、妹妹都出席了這次宴請。記得印象最深的一道菜是香酥雞,廚師的廚藝非常高,口味極佳。席間,耀邦叔叔為了緩和沉重、悲傷的氣氛,他指著自已的右眉對我妹妹說:“我這里開了一刀,留下點疤痕,不過我不在乎,我用不著找對象了,不像你們年輕人喲!”

我這才注意到,他右眉中間真的有一道小疤痕,不過不注意看一般發現不了。

大約是在1976年秋季,我接到德平一個電話,說他的孩子現在沒人照看,能否幫著找個保姆。剛好我的兒子兩歲,已送到附近的幼兒園,原先的老保姆王秀英閑下來了,我就把王秀英帶到了胡家。德平夫婦在屋內向王秀英介紹情況,我就在院里跟耀邦叔叔閑談了幾句。

我告訴耀邦叔叔,王秀英是安徽無為人,今年58歲了。她家四口人,大躍進餓死了三口,丈夫和兩個兒子都沒了,只剩下她一個,無依無靠,孤苦伶仃,只好出來打工謀生。耀邦叔叔聽后,沉默良久,然后嘆道:“進城以后,我們對不起老百姓!”這句話雖然由他口中輕輕吐出,但我卻感到份量很重,而且感人至深。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老革命家老共產黨人應有的情懷。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總是矢志不渝,永遠忠于人民。

“四人幫”被粉碎以后,我和母親于1977年1月前往富強胡同,看望了耀邦叔叔,同時也是表示慶賀“四人幫”的垮臺,此時我們已經預感到一個新的時代就要來臨了。

1979年春天,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了,科學的春天來臨了。此刻,軍隊準備大力開展軍事裝備科研工作,需要大批科研人材,決定回收文革中被錯誤處理到地方的軍隊院校學員,我剛好符合條件。應軍委炮兵領導的要求,我找到了耀邦叔叔,請他幫助寫一封介紹信。

此時,耀邦叔叔已經恢復工作,擔任了中央組織部長。耀邦叔叔問明了我的情況,欣然命筆,還微笑著告訴我:“宋承志,金如柏這兩個同志我認識,在抗大時期我領導過他們的工作”。同時,德平也幫我給李祝俊寫了一封介紹信。就這樣,在耀邦叔叔父子的幫助下,我實現了自己的心愿,順利歸隊,分配到炮兵裝備技術研究所做軍事裝備科研工作,直到2002年退休。

2019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叔叔誕辰104周年,我很懷念他,懷念他和父親的淵源和過往,懷念他的正直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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