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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紀云: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良心
作者:田紀云、周昂/采訪      時間:2019-04-15   來源:鳳凰歷史
 

  嘉賓簡介:田紀云,原國務院副總理,第八屆、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本文為鳳凰網歷史頻道專訪原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同志實錄,采訪整理:周昂。

  鳳凰網歷史:去年是胡耀邦誕辰100周年,回顧往事,您第一次見到胡耀邦是什么時候,當時對胡耀邦有哪些印象?

  田紀云:1980年11月20日,我以中央黨校中青年培訓班支部負責人的身份列席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聽取胡耀邦在會議上的講話。這是我第一次直接聆聽胡耀邦的講話。

  他講話的題目是《要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一開頭他就說“多少年來,許多同志勸我少講話。這些同志都是好心,我很感謝他們。但多講、大講也有好處,因為我們黨正處在一個轉折關頭,撥亂反正,必須講。現在的形勢好講話,把話講透,對黨對國家有好處。大家都敢講話,我們黨的事情就好辦一些。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講話,會使我們黨提前完成撥亂反正的任務。講話無非是三種話,拍板的話,打通思想的話,再就是亂放炮的話。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王震同志就放過炮,要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等等,這種炮就放得好。”

  他說,“今天我只講一個問題,即怎樣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這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宣傳工作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毛主席經常講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上還在講這個問題。當然他老人家也違反了唯物主義的原則。”

  他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如何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第一,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上級的指示。他說:“什么是上級?我們往往把個人的東西都當作上級的東西。在某些情況下,個人的意見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一般情況下,集體的智慧,經過集體討論的東西總是超過個人的東西。因此,任何時候把上級某一個人的意見當作上級指示,都是不對的。”“上級可不可能犯錯誤,中央的決定在特定條件下也可能犯錯誤。說‘我們黨犯了錯誤’,這個說法不對,是某些領導人犯了錯誤。搞個人迷信,危害之深,給黨的事業帶來損失之大是無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資產階級搞個人權威,不搞個人迷信。什么洞察一切呀,了如指掌呀,傳達上級指示一個字都不能少,錯了一個字都是罪狀。這樣創造性積極性也就沒有了。這是封建思想的殘余。”

  第二,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自己。他說: 這個很不容易。毛主席說‘三個正確對待’ (正確對待黨,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他自己就沒有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是推進的作用還是阻擋的作用?主導歷史的是人民群眾,還是個人?個人不能隨心所欲地推動歷史前進。毛主席粉碎劉、鄧司令部為什么這么多年粉碎不了呢?為什么后來把‘四人幫’一下子就粉碎了呢?因為他們早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腐朽透頂了,因為粉碎他們是人民群眾的力量,而不是哪一個人。當然,中央一些同志順應了歷史潮流,減少了損失,是有功的,但與人民的力量不能顛倒。……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今后不要說某某人到我們這里來,對我們是極大鼓舞、極大鞭策這類話,這些話聽起來酸溜溜的,連說這話的人自己也不相信。”

  第三,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國家大事。他強調“要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要宣傳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宣傳它的先進企業管理經驗”。

  第四,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群眾。他說:“ 我們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很好的,任何時候都不要模糊這個認識。”“我們一定不要同群眾隔離,要更有成效地向群眾做工作。”

  第五,要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黨的領導。他說:“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這一點不能動搖。”“黨執政以后危險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會蛻化變質。社會主義可能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解決這個問題,防止黨蛻化變質,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認真地改善黨的領導。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堅決廢除終身制,這是防止蛻變的重要措施。”

  胡耀邦的講話,讓人耳目一新、心開目明。

  鳳凰網歷史:您曾經多次聆聽胡耀邦的講話,對哪次記憶比較深刻?

  田紀云:1981年1月24日,在黨校為一部分學員舉行的畢業典禮上,胡耀邦親自蒞場講話。他講了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形勢。關于國際形勢,他說,人們最擔心的是里根上臺后中美會怎樣?我認為,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去。因為它是資本主義,要搞霸權嘛!但它又需要我們,在反霸問題上可以搞點統一戰線。蘇聯打進來也不可能。160多年來,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把我們滅亡,包括日本鬼子,它想把我們的東北三省拿去變成它的殖民地,它也沒有把握把全中國吞并掉。因為中國太大了,幾年、幾十年把中國吞并,不可能。蘇聯連個阿富汗都對付不了,還能對付中國?當然也不能放松警惕。

  關于國內形勢,他說,經濟形勢一年比一年好,政治形勢一年比一年穩定。有的同志說:“你們中央安定不安定呢?” 我說,中央現在比過去安定。現在搞民主,搞群言堂,不是一言堂,不打棍子了。相互之間有意見,這是難免的,過去有,今后還會有。兩種辦法:一是民主集中制,群言堂;一是一言堂,法西斯,亂上綱。兩種辦法,哪種辦法能安定?第二種辦法不行,連毛主席那么大本事都安定不了嘛!現在不可能有哪個人能強加于人。大家都承認小平同志經驗比我們多一些,比我們高明一些,但我們都是60多歲的人了,他能強加于我們嗎?有人給我們劃派,說胡耀邦是鄧小平的門徒,完全是胡說八道。我1930年參加革命,1944年才認識小平同志。現在中央所以穩定,就是真正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的事業是靠集體,而不是靠哪一個人。

  他講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正確對待重大歷史問題。他說,我們積累的問題很多,成堆成山,難以一下子解決,不能丟下當前工作。但第一要解決,第二要采取慎重的方針。他舉例說到如何對待毛主席的功過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對“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的同志怎么辦,我們黨的生活究竟怎么搞等。在講到如何對待犯錯誤的同志時,他主張宜粗不宜細,從寬處理。關于黨內生活,他說,幾十年來黨內生活不正常,動不動就是黨內斗爭,路線斗爭,你死我活。他主張:一、以后少用“黨內斗爭”這個詞,用批評、自我批評;二、工作搞得不好,可以辭職,用辭職的辦法;三、犯了嚴重錯誤可以調開,不要逼著人家寫檢討,檢討了,3年以后還得鬧翻案;四、不要輕易講“路線斗爭”,沒有準確的含義;五、一概不要上掛下聯,包括秘書、司機、老婆、孩子;六、經過考驗,確實改了的,可以重新上臺。

  他講的第三個問題是如何抓好當前經濟工作。

  他講的第四個問題是如何正確對待自己。他說,黨校的學員都是我們黨的骨干。他鼓勵大家不要滿足于當“萬金油”干部,要鉆研業務,要學經濟,要自己寫東西,不要完全靠秘書,要克服和防止不正之風,要“振作精神抓工作,咬緊牙關當模范”。

  這次講話,通篇閃爍著胡耀邦無畏無私、光明磊落、唯物主義的思想和作風。胡耀邦的講話、報告,言簡意賅、精彩生動、思想深刻、扣人心弦,沒有不著邊際的大話,沒有滴水不漏的套話,沒有言之無物的空話。

  更寶貴的是,胡耀邦的講話、報告絕不是單單講給別人聽的,要求別人做的。他身體力行、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從己做起。

  鳳凰網歷史:您與胡耀邦何時相識?親身接觸后,對他又有哪些印象?

  田紀云:我與胡耀邦相識是1981年春。當時我已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秘書長,協助總理、副總理處理一些經濟方面的事務,中央指定我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3月的一天,我第一次列席書記處會議時,國務院領導將我介紹給了胡耀邦,我走到胡耀邦座位前與他第一次握手。以后的會議中,胡耀邦經常要我宣讀文件,或問我一些經濟方面的數字、情況,我總是盡力準確地回答。我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后,與胡耀邦的接觸就更多了,經常參加由他主持的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會議。另外,我還是由胡耀邦主持的人事安排小組成員,經常參與人事安排問題的研究。在多年的接觸中,我對胡耀邦不僅有了較深刻的了解,也與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與胡耀邦的接觸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三個方面:一是胡耀邦一切從實際出發,模范地堅持黨的思想路線;二是胡耀邦厲行民主,模范地堅持黨的組織路線;三是胡耀邦堅持黨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線,即群眾路線,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因此,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個真正的人民公仆!

  一、胡耀邦在實際工作中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的限制,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觀點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1984年8月,我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第二年,與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一行去“世界屋脊”西藏進行考察,了解西藏自治區貫徹落實年初召開的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和胡耀邦、萬里視察西藏時指示的情況,重點是研究如何加快西藏經濟發展,增強西藏經濟活力,改善西藏人民生活的問題。經過為期13天的考察,我與胡啟立的共識是,要振興西藏經濟,使190萬西藏人民盡快富起來,必須一切從西藏的實際出發,放開搞活,增強西藏經濟的內部活力。我們認為,搞活西藏經濟,要從“放”字人手。過去,國家管得太多、太死,越管路子越窄,越管東西越少。我們認為,把西藏牧業和農業生產搞上去,是發展西藏的經濟基礎。對牧業和農業的政策要放得更寬,使生產關系更加適應西藏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在經營方式上,應該以發展集體、個體經營為主,在流通方面,大力發展市場經濟。

  回到北京后我們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中央、國務院主要領導聽取了匯報。我們既充分肯定了解放后西藏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也提出了西藏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提出必須在指導思想上實現“一個解放,兩個轉變”。“一個解放”,就是要進一步消除“左”的思想影響,徹底解放思想,放開手腳;一切從西藏的實際出發,從有利于調動廣大農牧民和職工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出發,充分發揮西藏的優勢,敢于探索,善于改革,制定適合西藏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凡是不符合西藏實際的、有礙于調動群眾積極性、不利于發展生產力的一切舊觀念、老套套,都必須堅決破除。“兩個轉變”,一是要從封閉式經濟轉變為開放式經濟,增強自身活力,逐步實現西藏城鄉經濟的良性循環;二是從供給型經濟轉變為經營型經濟,努力提高經營者的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益。同時提出了發展西藏經濟必須解決的若干具體政策問題,如加快農牧業發展的政策;調整農產品和畜產品價格的政策;實行對外開放,積極發展旅游事業的政策;大力開展邊境貿易的政策;大力疏通流通渠道,促進商品交換的政策;等等。

  在聽取匯報中,胡耀邦插話說,在西藏這樣的地方,搞什么計劃經濟呀,就是搞市場經濟,搞計劃經濟永遠擺脫不了貧困。之后,我與胡啟立于9月14日將匯報內容整理成向黨中央、國務院的書面報告。中央以中發(1984) 號文件正式批轉了這個報告。

  胡耀邦親自起草的批語是:

  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原則同意《胡啟立、田紀云同志赴西藏調查研究的報告》,現將這個報告轉發給你們。

  這個報告雖然文字不長,但切實可行,能夠解決問題。它提出的發展西藏經濟的指導思想和建議采取的措施,是對今年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補充和具體化。

  西藏的農牧業、加工業、開采業、旅游業,都有很大潛力,只要政策對頭,國家的財政補貼使用得當,西藏經濟的振興就大有希望,西藏各族人民就能盡快富裕起來。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放開手腳,一切從西藏的特點和實際情況出發,不要照辦照套內地實行的政策和措施,充分調動起廣大農牧民和職工生產與經營的積極性;下決心調整經濟結構,改革管理體制,進一步放寬政策,使西藏經濟逐步走上依靠自身活力進行良性循環的道路。今后,在西藏應少辦國家經營的工商企業,主要發展個體和集體經濟,大力扶持各種專業戶。除國家調撥的商品外,西藏本地區的產品可以全部實行市場調節。

  這些話,現在聽起來很平常,但在當時條件下是非常超前的。

  二、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不搞一言堂,不搞個人崇拜是胡耀邦始終堅持的原則。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凡重大問題都提交政治局或者書記處討論。這種討論,不是搞形式走過場,讓大家簡單表個態,說個同意、贊成、沒有意見,或者哪行哪頁是否加幾個字了事,而是真正敞開思想,就實質性問題展開討論。有時他啟發大家從不同側面提出問題,展開討論,他也不時插話,參與討論。他愿讓人說話、敢讓人說話、動員人說話,“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是胡耀邦身體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會議,與會的人都比較輕松,發言熱烈,有時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胡耀邦全不在乎。記得1985年6月,勞動人事部副部長嚴衷勤在向書記處匯報工資改革方案時,因與胡耀邦理解不一致爭論起來,但事后胡耀邦對我說:嚴衷勤這個人不錯,敢于直言。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認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是中國共產黨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胡耀邦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他把自己視為集體領導的一員,同大家一樣參與討論,而不是居高臨下,只等最后作結論,“一言九鼎”。胡耀邦對個人崇拜深惡痛絕,他說,搞個人迷信,危害之深,給黨的事業帶來損失之大是無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胡耀邦論資力不可謂不長,論功勞不可謂不大,論職位不可不高,主政時間也不短,但我從未在哪里看到過他的標準像或畫像。在他主政期間,在中央文件里也沒有出現過諸如洞察一切、了如指掌啊,高屋建瓴、運籌帷幄啊等等吹捧中央領導的語言。為什么?他厭惡!正如他自己說的,這些話聽起來酸溜溜的,連說這話的人自己也不相信。他還多次對我說,“別看我當了總書記,我還是我,我還是原來的胡耀邦,我的水平還是原來的水平。”

  在我們現實生活中,領導人想聽什么就說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作為高層領導人,頭腦必須要清醒。胡耀邦經常說,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千萬不可主仆顛倒!

  三、對人民高度負責、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是胡耀邦的一貫精神和作風。胡耀邦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時時刻刻銘記著人民群眾的疾苦。他任總書記期間,一有空就深入基層,訪貧問苦,調查研究。同當地干部群眾工商脫貧致富大計,促進這些地區的開發開放。那些有名的窮山惡水、荒漠邊陲、嚴寒高原、世界屋脊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1986年5月,我陪他去甘肅考察工作,他告訴我,全國2000多個縣,他已去過1500多個,地市一級還有兩個未到,即甘肅平涼地區和甘南回族自治州,這一次就是來補這一課的。胡耀邦本來心臟就有點毛病,有高原反應。甘肅平涼海拔比較高,剛到那里我就發現他嘴唇發紫,上樓有些吃力。我勸他少活動,晚上就不要開會了,他說沒關系,適應一下就好了。晚上照常開座談會,聽匯報,還在那里住了兩個晚上。他經常說:領導干部一定要親自下基層調查研究,體察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掌握第一手資料。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他也經常強調:中央和省級領導干部要經常到群眾中去,到基層去,進行調查研究、考察訪問,密切上級和下級、領導機關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

  作為總書記,他身上的擔子有多重,是可以想象的,但他還抽空擠時間閱批大量人民來信。在他任職總書記期間,批處的人民來信不下數千封,這是任何其他領導人無法比擬的。而且凡經他批處的人民來信,他都指定專人,跟蹤了解處理結果,充分表現了他對人民一絲不茍、高度負責的精神。

  鳳凰網歷史:對于胡耀邦的工作作風,您感受最深的是哪一點?

  田紀云:使我感受特別深的是胡耀邦對鄧小平及其思想路線的忠誠,對黨的改革開放大業的忠心耿耿。我記得最清楚的是1986年7月在北戴河辦公期間,胡耀邦主持擬定十二屆六中全會文件——《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建議》,幾經修改后,他讓送呈鄧小平審閱。期間,他焦急地期待鄧小平的指示,幾乎每天都詢問文件是否傳回。當鄧小平看完文件通過王瑞林等意見轉達之后,胡耀邦立即召集起草小組開會,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對文件進行修改。由此,我看出胡耀邦對鄧小平的確是忠心耿耿,言聽計從。9月22日,我和胡啟立、朱厚澤(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乘坐胡耀邦的專列從北戴河回北京,途中胡耀邦約我們聊天,在談到鄧小平的豐功偉績時,他說,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時期,即在全國奪取政權之前,確實很偉大,不僅領導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而且寫出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光輝著作,如《實踐論》、《矛盾論》等都是這個時期寫出來的。但是,毛主席在建國之后,特別是60年代之后,逐漸與實踐、與群眾脫離,從此,再沒有寫出過系統的、有深度的文章了,只有三言兩語,大家都以此作為最高指示,因此工作上導致一系列錯誤決策。相反,小平同志雖然年過八十,但思想不僵化,適應形勢的發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導方針,諸如“撥亂反正”,工作重點轉移,改革開放,干部年輕化等等,都是小平同志在新形勢下作出的重大決策。他又說,小平同志不愧為毛澤東事業的偉大繼承者,他的思想是發展了的毛澤東思想。

  圍繞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以胡耀邦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爭論。胡耀邦在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他于1986年9月15日向鄧小平匯報時的談話。在這里,可窺見一斑:

  胡耀邦說:×××的修改稿發給了很多人,可能有20到30人。你刪掉的他又加上了。某些人放風說,×××的修改稿是你同意了的。有的人可能想挑起爭論,旁及其他。鄧小平說:不會,不要緊。實在要挑明就挑明。可采取表決方法解決問題,少數服從多數。×××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實際是想把我拉向“左”,這個不能聽。當然,有些話可以吸收一點,但總的不能聽。現行的路線不能動搖。我們的政策是還要放,而不是收。明年(指1987年黨的十三大)人事結構要進行大的調整。現在集中力量把十二屆六中全會開好,其他問題,會后再講。文件先在會下溝通一下,有了結果再告我。你還可直接找×××談談。“自由化”這個詞可以不用,但也確有一些人想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怪論很多,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傳達完鄧小平的講話后說:“不能左右怕,要走我們自己的路,吾愛吾師,更愛真理。不解決這個問題,什么也干不成。”

  正是這樣,胡耀邦一生追求真理,真理在手,堅定不移,披荊斬棘,奮斗不已。他無比堅定地堅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路線,不僅堅持經濟改革開放,而且主張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主張在文藝路線真正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主張給知識分子創造一種寬松的政治環境,讓他們敢于講話,大膽創作。正是在他的提議下,文學家王蒙當上了文化部部長。也正是在他主政時期,中國的政治環境比較寬松,民主空氣比較濃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得到發揮,創作熱情大為提高,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也有所改進。

  鳳凰網歷史:在您眼中,生活中的胡耀邦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田紀云:胡耀邦生活非常簡樸,衣著很隨便,粗衣淡飯、不挑食,不嗜酒,吃飯很快,常常四個菜剛上了兩個,就吃完飯離座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知道他的特點,抓緊時間吃飽,生怕跟不上總書記的節奏。

  胡耀邦就是這樣一位正直誠懇、沒有架子的領導,沒有至高無上的威嚴,也不搞前擁后呼,盡顯威風。他整日風塵仆仆、忙忙碌碌,不僅熱情,而且充滿激情。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體,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也正因此,他的音容笑貌、公仆品質、平民本色、人格魅力,深深銘刻在人們的記憶中,被人們廣為傳頌。

  鳳凰網歷史:您認為胡耀邦做出了哪些歷史貢獻?

  田紀云:粉碎“四人幫”后,胡耀邦先后擔任了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紀委第三書記兼中宣部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職。為了黨的事業,他嘔心瀝血、夜以繼日、奮斗不息、殫精竭慮,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以無私無畏的驚人魄力和堅韌不拔的精神,組織推動了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組織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大力推進各級領導班子建設,滿腔熱情關懷和培養優秀年輕干部;忠心耿耿貫徹鄧小平思想路線,開創改革開放大業。

  胡耀邦堅持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組織和推動了關于了真理標準的討論。在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和支持下開展的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沖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重要理論準備,成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對黨和國家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

  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部長之前,就指導、組織撰寫并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為干部政策“撥亂反正”大造輿論。他一上任中組部部長就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過來。”他敢說敢干,以非凡的膽略和勇氣,組織有關部門開展艱苦細致的工作,使數百萬蒙受不白之冤的黨員、干部、群眾得以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其中包括“61人叛徒集團”、“新疆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等在全國影響很大的冤假錯案;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賀龍、烏蘭夫、彭真、譚震林、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肖勁光、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老一代革命家;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受到錯誤批判的譚政、習仲勛、黃克誠、鄧子恢等老革命家。還對解放后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冤假錯案進行了甄別,包括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為“右派分子”摘帽,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等。一些蒙冤多年的中央早期領導人如瞿秋白、張聞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據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至1982年年底,經中央批準平反的有較大影響的冤假錯案有30多件,全國300多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使他們終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希望,數以千萬計的無辜受株連的干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免予“油鍋”的煎熬。這樣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為古今中外所沒有,這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如果沒有高度的歷史責任感、沒有堅強的黨性、沒有堅韌不拔的毅力是辦不到的!

  胡耀邦先是大膽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為識別、選拔年輕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他明白自己也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事業是一個未競的長期事業。胡耀邦以極大的政治熱情培養、選拔年輕干部、黨的事業的接班人。在1984年7月30日的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說:“前天(即7月28日)我向小平同志匯報了三中全會的問題,我講三中全會的一個議題是明年(即1985年)召開黨的代表會議的問題。黨代會的議題是:一、“六五”計劃與“七五”計劃問題;二、人事安排問題。中委要退一些人,進一些人。現在的中委60歲以下的不到100人。補充中委的條件是:一是對經濟工作真正懂行的人,二是做出了突出貢獻的人,三是優秀的55歲以下的年輕干部。”在胡耀邦的支持下,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的黨的代表會議,在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新老交替方面邁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擔任中央委員,增補一批年輕干部進入中委。在十二屆五中全會上,胡啟立、喬石、李鵬和我同時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同年12月25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了調整后的書記處會議。胡耀邦說:“培養干部方面,我六年走了三步:選拔、鍛煉、進領導核心。下一步如何培養?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個人努力。要給他們壓擔子,老同志要少管一點事。”他告誡新進領導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學會駕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點時間想點全局的問題,讀點書,馬列主義、中外歷史、政治經濟學、文學等都要讀一點,要熟悉全局情況,學會支配時間。第二,要發揚處理問題、解決矛盾的好風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幟鮮明,堅持真理;二是身體力行,模范帶頭。趙紫陽插話說:“小平同志說過,在位謀行,擔子壓上了,就干得了。”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今后書記處會議由胡啟立主持,由我協助萬里處理國務院的日常工作。80年代中國領導層的年輕化,一大批年輕人走上領導崗位,正是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動下實現的。

  鳳凰網歷史:您能否總結一下,胡耀邦在您心中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田紀云:我認為他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真正的人民公仆。他的一生體現了共產黨的初衷,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良心。胡耀邦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胡耀邦的品德和思想卻更加發放出光輝。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將永遠懷念他,胡耀邦的名字將與世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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