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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平:胡耀邦與中國的“邊緣革命”
作者:盛平      時間:2019-04-15   來源: 經濟觀察報(北京)
 

根據科斯教授的理論,中國改革開放實際分兩種路徑:一是政府主導的改革,再就是“邊緣地帶的革命”。
   “文革”結束后,中央政府便啟動了經濟改革,這個改革最初以“洋躍進”的形式出現。當時的領導人有非常強烈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愿望,并制定了1976—1985的十年經濟計劃,史稱“洋躍進”。“洋躍進”至1979年4月被終止,隨即形成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實際是以整頓為主。在工業領域,要求降低重工業發展速度,加速提高對輕工業投資,減少生產領域的資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產領域的政府開支;在國有企業的經營方面推出放權讓利政策,賦予地方政府和各類企業更多自主權,以提高積極性。這次以國有企業改革為重點的經濟調整雖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并沒有將國企從政府高度控制下解放出來,更談不上對當時經濟體制產生革命性影響。
   在政府主導的改革陷入停滯時,真正有突破性的改革,在中國經濟的邊緣地帶暗潮涌動:真正的改革先鋒不是擁有各種特權、被奉為社會主義掌上明珠的國有企業,而是那些落后的被邊緣化的群體,他們在現行體制下受到各種歧視。盡管如此,正是這些處在中國社會邊緣地帶的經濟力量,成就了一系列變革,為日后的市場轉型鋪平了道路。
   科斯在其“邊緣革命”理論中,將城市個體戶與農村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及經濟特區并列,稱它們都是主流政策引導之外的邊緣力量。“邊緣革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有民間自發的性質,但必須看到,耀邦同志對各種邊緣經濟力量的引導、支持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具體來說,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農村的承包制,二是農村的鄉鎮企業,三是城市的個體戶,四是經濟特區。
   第一,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在這個“邊緣革命”中,最重大的變革是在農村爆發的。農村“邊緣革命”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初期中央和地方一些領導的因勢利導、鼓勵支持。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來,從1982年到1986年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談的都是農業問題。耀邦說,“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占了大部分,農村問題解決不好,國家問題就不好辦,改革必須先從農村做起”。
   第一個“一號文件”肯定了包產到戶為主的農村生產責任制,土地由個人承包,但多年形成的條條框框擋在那里,在當時是繞不過去的。用一個什么名稱才能讓上上下下的人都接受呢?耀邦回憶,當時他在勤政殿來回踱步,有一天腦子里突然現出這個詞,馬上用紙寫下來。寫完后他笑出來了,這幾個字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下分田單干、包產到戶都繞過去了。
   第二,鄉鎮企業。
   與包產到戶幾乎同一時期,在中國農村上演了由鄉鎮企業主導的農村工業化革命。
1983年底,耀邦在書記處會議上討論第三個農村“一號文件”時,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農村重點發展專業戶和重點戶。耀邦指出:“不能把眼光只放在18億或者20億畝土地上,只把眼光放在糧食上。必須要逐漸從耕地的狹小范圍內一步一步地、積極地沖出來,離土不離鄉。沖出來從事什么業呢?第一是各種各樣的養殖業,第二是開發業,第三是山林業,第四是加工業,特別是飼料工業、食品工業,第五是運輸業,第六是服務業,第七是建筑業,第八是采礦業。門路不是一項二項,要一步一步地做到本世紀末或者下世紀初從事種植業的人達到三億左右,占百分之三十的樣子。”之后,農村政策中開始大力扶持這一新生事物。
   耀邦1984年初在貴州講話說,要發展專業戶,是我黨繼農村承包責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
   耀邦所講的發展專業戶,不僅要發展種植、養殖專業戶,而且要發展經濟發展的全過程,發展交通運輸、儲存、加工、流通等領域的專業戶。這實際上是在發展專業戶的說法下,全面發展民營經濟的宣言書。
在后來鄉鎮企業的發展中,農村的重點戶和專業戶,一開始他們的出身就是農村私營經濟的代表。應該說這也是后來農村工業化很重要的一支力量。
   1984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四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農牧漁業部和部黨組關于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的通知》,把當年的社隊企業定名為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和社隊企業在后來農村的現代化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當然,這一類企業的性質在當時是屬于集體性質。到90年代以后,在下一輪的改革中,這些“戴紅帽子”的企業基本上都轉換了所有制性質。
   第三,城市個體戶。
   到70年代下半期“文革”結束之后,“上山下鄉”運動終止,大批知識青年陸續返城,當時中央在媒體宣傳中使用的是“待業青年”的稱謂,但這掩飾不住知青就業的嚴峻形勢。1979年,返城知青安置問題成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突出問題。當時,耀邦剛剛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便在一線來處理這些緊急、日常的、大面積的問題。耀邦的認識和思想,對于知青由“待業青年”轉為城市個體戶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認為沒有必要掩蓋社會矛盾、自欺欺人。他說,要把城市幾百萬待業青年安排好,我們用“待業”兩個字,外國人說本來是失業,要把這個問題說透。
   80年代初中國城市個體經濟崛起,成為推動中國改革事業一股重要的經濟力量。
   第四,經濟特區。
   在推動中國市場轉型的幾種“邊緣革命”中,深圳及其它經濟特區的開創和發展,在推動中國向世界開放的過程中起到尤為關鍵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國門初開,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草創伊始,各方面對開放和創辦特區的知識比較缺乏,思想沒有完全統一,創辦經濟特區從起步到建設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堅決反對、堅持不同意見的人很不少,主要是擔心搞資本主義。在中央擔任一線領導職務的耀邦同志,對經濟特區的支持不遺余力。
當時耀邦和習仲勛同志頂住了很大的壓力。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長期與耀邦共事的胡啟立回憶:“自從耀邦發表支持意見以后,無論廣東、深圳出任何一點問題都有人說三道四,向耀邦同志發難,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堅決頂住,盡全力支持保護特區的健康發展。”當時耀邦同志保護特區,保護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的,稍有點私心雜念就有可能使改革開放的大局受挫。
   袁庚在談到蛇口工業區所取得的成績時感慨地說:最主要的還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時候胡耀邦、萬里、胡啟 立、任仲夷、劉田夫……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科斯教授的“邊緣革命”理論對中國80年代經濟改革的描述是非常準確的。邊緣地帶蓬勃發展起的四股力量,為中國經濟體制的轉型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正是有了“邊緣革命”的發展,中國才有了改革開放后舉國上下蓬勃活躍的經濟力量,也才有了新世紀國民經濟的長足進步。而在研究“邊緣革命”的重要歷史作用時,自然無法忽視耀邦在“邊緣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釣魚臺沒有經濟理論,要到基層去”,耀邦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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