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圖片 視頻 音頻 書簽 博客 論壇 舊版入口
標  題
作  者
正  文
簡  介
不  限
   
 
   
     
 
 
·呂端大事不糊涂..
·文革中自殺的女..
·張愛萍文革挨整..
·楊奎松:馬、恩..
·顧保孜:彭德懷..
·于繼增:鄧小平..
·章劍鋒:“文革..
·曾彥修:微覺此..
·尹家民:受困于..
 
 
·錢鋼:從唐山大..
 
專題特輯  /  懷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電子雜志  /  背景參考  /  投稿
  網上紀念館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譜  /  耀邦著述  /  手跡文物  /  故居陵園  /  視點

  您現在的位置是:首頁 >> 背景參考 >> 背景分析
蔡曉鵬:安徽大躍進時代親歷記
作者:蔡曉鵬      時間:2020-01-20   來源:新三界
   

北京童年

 

195012月出生在上海。我們兄妹三人,我排行老三。幼童時期,我兄妹三人都寄宿在華東保育院。院長是鄧六金,即曾山夫人、曾慶紅的老母。住在上海太原路公寓時,我們兩家曾同樓為鄰。

 

父親去世后的次年,即1953年春,各大區撤編,我母親就從華東衛生部調到了中央衛生部,于是全家隨遷來到北京。依稀記得到北京的那天,我們從正陽門火車站下車,先去了天安門。那時天安門廣場還沒拓寬,正趕上全國在為斯大林舉行三天的國葬。廣場降半旗,天安門上懸掛的也不是毛主席像,而是斯大林像。

 

我們一家先住在鼓樓西大街的衛生部宿舍大院。我寄宿在衛生部幼兒園。幼兒園在大院馬路的南邊,原來是個修道院辦的孤兒院。嬤嬤們全身著黑,還戴著修女巾。那時幼兒園小朋友都會拍手唱抗美援朝時期的兒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

 

在鼓樓西大街住時,媽媽請了個私墊先生,每個周日給我們上文化課,念《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那位先生穿長袍,戴瓜皮帽,留著山羊胡,他涕淚長流、微閉雙目、吟詩頌經的形象,現在還時常浮現在我腦海。

 

1956年,我家搬到位于西城的前毛家灣。那是個三進的大四合院,朱德元帥之女朱敏大姐和我們是鄰居。記得搬家那些天,天天有游行隊伍敲鑼打鼓放鞭炮,歡慶一家又一家的工商企業“公私合營”了。小業主們、資本家們似乎一夜就變成了“公家人”,殊不知這一改造運動路途之漫長。

 

院子的北面,就是我母親工作的新單位——北京平安醫院。醫院的西側是林彪元帥府邸。醫院與元帥府間的內墻,架著電網。但是從醫院花園的假山上,可以略窺元帥府的一角。我們這些小孩子,有時爬上假山上的核桃樹,向神秘大院里偷窺,結果必被哨兵察覺怒斥,嚇得四散奔逃。那時的士兵,斜戴著蘇式的船型帽,感覺頗像電影中的蔣匪兵。

 

1957年,我上了位于西四的兵馬司小學。同學多是附近各大院(國務院、地質部、農墾部、華北局、商業部等)的干部子女。當今火爆的“任大炮”,比我低一級。

 

北京給我童年留下的美好記憶,還有北海公園夏日的露天電影,西直門城墻下的蟋蟀,平安里的有軌電車,東安市場的小吃,海淀的稻田,紅旗招展的永定河義務勞動。

 

這一年印象深的有兩件事。

 

一是老媽常帶我去北京飯店的周末舞會。在這種內部的舞會上,我見過周恩來、羅瑞卿、何長工等大人物。何長工是老媽的常舞伴,有時何長工還讓他的專車送我們回家。我媽背后稱他“何瘸子”。通常,老媽為哄我不鬧騰,會在北京飯店小賣部給我買塊“東方紅”牌子的巧克力,這是我童年最高端的享受。

 

二是有兩個“大人物”有次到家里來看我們,還請全家到前門外的全聚德吃烤鴨。這兩位“大人物”,都是我父母戰爭時期的頂頭上司,當年50來歲的樣子,都戴著眼鏡,中等身材,湖南口音,在一群警衛簇擁下,很是意氣風發。我稱他們為“譚伯伯”(譚震林)“曾伯伯”(曾希圣)。

 

后來聽說,在1957年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上,曾希圣為我父親蔡輝1952年“三反運動”中被逼自殺憤憤不平,公開指責說“蔡輝是死于饒漱石、曾山的宗派主義”。曾希圣的發言,得到譚老板的支持。曾、譚此來,是說服動員我母親離開北京,調到安徽工作。他們說,“安徽老戰友們多,有什么困難可以隨時幫助你解決”,曾的仗義和誠懇,感動了我母親。于是,我母親決定舉家遷往安徽。

 

激情1958

 

 1958年是中國現代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春天,一個雪后猶寒的夜晚,我們全家乘火車到了合肥。親自到站接車的有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張愷帆及夫人史邁,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副省長、宣傳部長陸學斌及夫人吳銘。第二天,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在省委小花園的家中,破格設宴款待我們一家。聽說曾伯伯家宴只對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董必武、譚震林等中央首長,從未接待過同級、下級。我印象最深的是,曾伯伯在一張鋪開的合肥城區圖上,給我們講解合肥解放后的巨大變化,真是神采奕奕,激情四溢。

 

在以后的幾個月中,我們受到原新四軍七師老同志們的熱情款待,參加了無數家宴,張凱帆夫婦始終作陪。我由此認識了當時安徽省一大批省級和廳局級的前輩及其子女。

 

我轉學到了合肥師范附小。這里離我家住的省政府宿舍大院近,同學也多是省政府大院子女。半年后,我家搬到安徽省立醫院大院,我又轉學到長江路一小。轉學前后,我有一個時期住在省委小花園的曾希圣和陸學斌家里,和小花園里的孩子們也混得爛熟。他們的父母多是我父母的老戰友。

 

長一小在省委大院對門,學生約70%是省委大院的子弟。我那個班集中了多位省委書記的子女。記得有省長黃巖之女黃學齡,書記處書記桂林棲之子桂建平,書記處書記李任之兒子李抗美,書記處書記王光宇之子王安民、王小光,書記處書記宋孟鄰之子宋建生,書記處候補書記、宣傳部長陸學斌之子陸小飛;省委常委、副省長桂蓬之女桂小妹;省政府秘書長曾昭生之女曾新春。曾希圣的兒女曾小東、曾小紅、曾陽生、曾建生、曾憲生,副省長黃耀南的子女黃小弟、黃小妹,那時期也都在長一小讀書。

 

我到安徽后,很快成為“孩子頭”。我四年級當了少先隊的中隊長,五、六年級當大隊長。學習也很出色。那些年的歷次考試,都名列年級前茅。

 

在我這個孩子眼中,1958年的新鮮事也的確很多。

 

先是“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全民動員,轟轟烈烈,小學生也組織起來了。老師要求,每個學生要備六件工具:老鼠夾、誘蠅籠、蒼蠅拍、撈網、小鏟、鼓或鑼。有專門的“除四害”課,教學生怎么布誘鼠夾、布誘蠅籠、撈孑孓(蚊卵)、驅鳥。放學或周末,組織學生到有樹有鳥的地方布陣,看到飛鳥就敲鑼打鼓放鞭炮,直至小鳥們驚疲力竭而亡。校園內的荒草全部鏟凈,說是滅蚊蠅藏身之處。可那么多樹葉怎么辦?我們還真向老師提過,要不要把樹也弄得光禿禿的,讓蚊蠅無處藏身?老師說,不用了,樹葉上可以打藥。每天早課前,同學們都要讓老師點驗除四害戰果,什么老鼠尾巴、死蠅、孑孓等。交不上的同學被罰站,多交的受表揚。我的強項是用網撈孑孓。

 

合肥有個包河公園,竹樹蔥郁,綠草如茵,碧波蕩漾。從春到秋,那里都是驅鳥的重點戰場。各機關學校都輪換參戰,幾千人分布在景區各點,真是彩旗飄飄,歌聲震震,鑼鼓喧天。從清晨到天黑,像是狂歡節。那時候人們的精氣神真好,帶著各類食物,散坐在草地上、樹陰下野餐,大人、孩子、老人都嬉笑融融。

 

我們學校和宿舍大院,當時有一堆一堆的鐵礦石,里面有星星點點的金屬。男女老少齊上陣,用一種竹把的鐵錘砸碎塊石,揀出似金屬礦的成份歸堆兒。小學校和宿舍大院,都支起“小高爐”煉鋼鐵。但是,任務重,鐵礦石少,組織上就動員家家戶戶砸鍋獻鐵,溶成鐵塊。那時經常斷電,晚上就點燈籠挑燈夜戰,真是熱鬧非凡!學校給小學生也下達了獻廢鐵的指標。可哪來那么多廢鐵呀?于是有的家長就把家里鐵器砸了,讓孩子上交。可子女多的家長,真愁得慌。

 

1958年是奇跡頻發,捷報頻傳的大躍進年。國慶前后,學校組織參觀在省工人俱樂部的“十年國慶獻禮展”。千斤豬、萬斤棉、10萬斤水稻的非凡成就,都報導得有鼻子有眼的。豬倒是實物,的確出奇的大,爬在地上,粉白一堆,站不起來。棉花就奇怪了,明明是一棵大樹,竟掛滿了一朵朵海碗大的棉團。大標語寫著“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什么“鋼鐵大王升帳”,什么“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標語配著宣傳畫,確實令人激動。直到十年后,我下鄉種棉花,才知道棉花本非喬木的真況。

 

1958年,合肥的文藝舞臺也異彩紛紛。曾希圣從上海成建制地調人,組織了省京劇團;從北京成建制調來雜技二團,成立了省雜技團。嚴鳳英領銜的黃梅戲團,因電影“天仙配”天下聞名。梅蘭芳、侯寶林率團巡演安徽。每次大戲首演,曾希圣都率黨政軍要員親臨新建的江淮大戲院觀看。我多次有幸被曾伯伯帶進前排貴賓席陪看。這種“殊榮”,恐怕連曾伯伯的子女都難得,更別提其他“權貴”子女了。只是我當時絲毫沒有“受寵過度”的意識,況且也沒有藝術欣賞力,只是感到新奇熱鬧罷了。記憶很深的是,曾伯伯一進貴賓室,所有領導人一起起立,爭先問安。曾不發話,無人敢落座。那氣場之威嚴,似不亞于古代君王。

 

1958年,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彭德懷、賀龍、葉劍英、譚震林等領導人都先后到安徽視察、鼓勁。919,我們上課前突然全校緊急集合,校長和各班主任率全校師生中午趕到長江路省政府大門口列隊,每人發了面彩紙小旗。這時長江路兩側已是人山人海,都在靜候毛主席的車隊。下午2點半時左右,車隊從西向東,沿長江路緩緩駛近,“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的口號如山呼海嘯,響遏行云。警車過后,第一輛敞篷車上由曾希圣陪著毛主席,兩位頻頻向兩側百姓招手;第二輛車,張凱帆陪著羅瑞卿,兩人則頻頻鼓掌。我就在前排,離毛主席的乘車僅約幾米遠,激動得只顧癡癡仰望偉人,有沒有喊“萬歲”都記不清了。

 

這一刻,是我對激情沸騰的1958年,最鮮明的記憶。

 

困難初始

 

 就是那年9月毛主席到安徽巡視時,聽聞舒茶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欣然指示:“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之后,他在北戴河會議又說:“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社會主義。”[1]到了195810月底,全國農村辦公共食堂265萬個,90%農業人口在食堂吃飯。1959年,有些城市機關也開始大辦食堂,許多機關不準家庭開伙。到195810月初,安徽省由原來的16824個農業社,合并為1054個人民公社,入社農戶721·9萬戶,占全省總農戶的98·85%。全社規模平均為6764戶,最大的公社有4萬多戶,“共產”規模空前。[2]

 

我那年讀小學三年級,被選拔參加省業余體校游泳隊集訓,備戰為迎十年大慶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少年兒童游泳錦標賽。從春天集訓到國慶節后集訓隊解散的半年間,我一放學就到省體校封閉集訓,很少回家吃飯。

 

國慶節前兩天,集訓隊從北京參賽回來,在火車站就解散了。下車時是清晨,從火車站到省立醫院大約七八里路。集訓期間每天長跑訓練的我,一路小跑回到家里。一夜無食、饑腸難熬,本想飽餐一頓,誰知廚房里外空空的,啥吃的也找不到。家里的保姆也辭了,哥哥姐姐住校未歸,老媽還未下班。讓我著實難忍。

 

中午,老媽帶我去公共食堂用餐。食堂不發糧票,只發飯卡,每頓餐多少糧,在卡上注明,你不去吃就過月作廢。每天每餐吃什么,都是統一規定。菜卡可自由購,蔬菜不限購,但含魚、含肉的葷菜,則每周限量一次或兩次。我那天第一次吃到全是粗糧的主食:一碗稀稀的山芋玉米粥,兩個山芋粉蒸的黑饅頭。晚餐時,卡上限購一小碗米飯。這種干飯,一大瓦碗其實只用一兩米。其做法是把米先炒熟,再用水泡,再上鍋蒸。用這種方法,一斤米可蒸十斤飯,看起來是干飯,入口不用嚼就化了。這騙得了眼睛,但騙不了肚子,一會兒就餓了。

 

這時期,自由市場全關閉了,市場上買不到任何可充饑和補充能量、蛋白質的食物。計劃供應的食糖,開始用古巴黃糖替代白糖,而且不久也斷了。又用所謂的伊拉克蜜棗替代糖。這種蜜棗是傳染性肝炎的載體,于是肝炎在中國大面積爆發。我和二姐都被傳染上,住院治療。由于缺乏營養,浮腫成為常態。我老媽和老戰友們有時聚在一起,都在比誰浮腫的坑多深、多大。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和饑餓苦苦斗爭。到了1960年,糧食困難的考驗更加嚴峻,農村每年人均口糧不足200斤,出現了嚴重的“餓、病、逃、荒、死”的現象。

 

機關的大食堂辦到1961年,實在民怨太大,被迫由強制入伙改為自由入伙,各家各戶終于有了自己做飯吃的小自由。大院里所有的邊角地,都種了蔬菜、南瓜;家家在陽臺上養雞下蛋;花生殼曬干后磨成粉,美稱“植物營養源”;水生植物曬干后粉碎,號稱“綠色淀粉”;即使老鼠被夾住后,也剝皮曬干,成為珍稀。小學生一放學,聚在一起也盡是想主意找吃的。用鉛筆盒作鍋,逮螞蚱、撈小蝦、沾“知了”、釣青蛙、掏黃鱔、打麻雀、摘槐花、掏鳥蛋、熏蜂巢。那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每家都在為不被餓死而竭盡全力地掙扎。

 

1959年,軍用燃料短缺,號召全民種蓖麻。蓖麻籽含高蛋白,但有劇毒。還有棉籽,與蓖麻性質類似,也含有毒素。小同學們餓極了,就烤蓖麻籽、棉籽充饑,即使吃得上吐下瀉也不怕。后來又風行家庭自養兔子、豚鼠(又名荷蘭鼠)和雞,孩子們放學后,到處挑草、打樹葉,到菜場撿爛菜葉。還有人家養蠶,家里鋪滿蠶席。蠶繭可出售,繭蛹做了補充蛋白,炸了吃更美味。蚯蚓也被掏挖出來,炒菜當肉食。

 

安徽當時是重災區,農村當然更苦。我們家有位老保姆,桐城人,自稱祖上當過李鴻章的師爺,曾官拜巡撫。老保姆是大小姐出身,小腳,不識農務,但識文斷字,還會英語。她來我家時談的條件是:管吃管住,零用錢2元(1963年上調為10元)。她后來老說,多虧來了好人家,要在農村早餓死了。

 

包河公園那時一派荒涼,雜草過人。我那時每天經過包河,去省體育場游泳,常見草叢中有病餓而死的無名尸。省立醫院門診部內外,時常有棄嬰,多無人關注,病餓而死。1959年冬天,老媽在代表院方處置一棄嬰時,發現市里孤兒院員工偷食的情況很嚴重,而孤兒們缺食少喂,死亡率極高。她竟然動了大慈大善之心,將這個才3個月的女棄嬰收養下來,直至撫孤成人。這個孤兒就是我的妹妹蔡寧娜。她后來也在省立醫院工作,現已退休,在合肥安度晚年。

 

我的大哥,參加中學組織的“學農”,到農村參加“秋收”半個月。老媽讓我去鄉下捎點吃的給他。這樣,我在老鄉家住了兩天。聽那家老鄉悄悄告訴我說,為了從食堂多領一份飯菜,他叔叔家餓死了人,都藏起來不報。結果,這事被隊干部發現,把他叔叔吊起來,活活打死了。但到了夜間,這些大隊干部卻常偷偷在食堂起伙,喝酒吃肉。帶隊的老師們,出于愛護同學,一再叮囑學生誰也別說,“誰說出去開除誰”!

 

糧食困難時期,社會秩序很亂。偷盜、搶劫事件頻仍發生。我們大院多數人家的廚房,都有被“竊食者”多次光顧的遭遇。那個年代,學校經常組織學生參加省體育場十萬人規模的公判大會,每次都會押上一二十個死刑犯,宣判后押上囚車,背上插著標牌,去執行槍決。其多數案例,都是糧食困難下的特定產物。我記得有個20來歲的農民,幾天沒有飯吃,餓極了。后看到一孤身老人正在吃晚飯,討要未遂,就去搶食,爭搶中老人被推倒地,頭被撞擊后昏迷。這個年輕農民從老人身上搜出2元錢、5斤糧票,拿著逃跑了。老人后因無人搶救身亡。僅2元錢、5斤糧票,就毀滅了兩條人命。生命賤到如此,我深深地被震撼,那個感受迄今難忘。

 

那年代,似乎各類民間迷信反動組織很活躍。包河、大蜀山也常有人打信號彈,據說是美蔣特務猖獗。傳聞大別山岳西縣有位大隊書記,組織饑民哄搶了國家糧庫,與公安形成對峙。省里緊急調了獨立師,把這些饑民定為“反革命暴亂分子”,全殲了。

 

安徽有個“張青天”

 

 當安徽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共生的“大困難、大食堂、大謊言”,給人民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難的時刻,安徽政壇的大分裂也隨之白熱化。因為與這些政治人物的密切關系,讓我近距離地從旁觀察了安徽的政治大動蕩,我家也被動地卷入了這場政治漩渦。我呢,不由自主,過早完成了從天真兒童向叛逆少年的心理過渡。

 

大躍進中受到毛主席高度贊揚的曾希圣,到了1959年,由于不愿正視以浮夸為基礎的謊言所導致的事實,不敢正視瘋狂運動徹底失敗的嚴重惡果,一次次錯失了挽救安徽人民免于糧食困難的機會。

 

那幾年的安徽,“五風”刮得太兇了,牛皮吹得太大了。大辦鋼鐵失敗了,尚不至于導致大饑荒。而農業大躍進失敗,還要虛報糧產,就致命了。1958年開始搞大食堂,推行人民公社一級核算。進而取消了農民的自留地、農宅公有化、移民并村、關閉農貿市場、封塘封山。開始還宣布“吃飯不要錢”,沒幾個月,存糧就連種籽糧都吃光造凈了,后濟斷絕。1959年,多數糧庫實際上是虛實倒掛,連種子都當口糧了。

 

當年安徽的各級干部,多來自農村,進城不過十年。他們對農村的真實狀況是了解的,但豈止“千人諾諾”?反倒是“數十萬干部皆諾諾”。危難之際,唯有“一人愕愕”——張愷帆毅然舉起為挽救蒼生而講真話、反潮流的大旗。

 

19592月上旬,張愷帆親率省委調查組在無為縣調查時,認定無為糧食困難嚴重,“五風”盛行,民不聊生,大批百姓饑餓待斃已成基本事實,于是據此給省委報告了調查實情。但是,省委認為這不符合事實。7月初,張愷帆、桂林棲兩位省委書記再到無為,發現情況更為嚴重了。

 

張愷帆回憶7月的無為之行說:“我們進入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里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無為許多人認識我,都向我下跪:‘張省長,救命!’‘我們還不如雞,雞一天還有兩把米。’‘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二兩原糧(稻、麥而非米、面),能發到我們手里也好。發給食堂,層層克扣,我們就一點見不到了。’……我到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里,第一個餓死的,家里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慘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沒有勁挖,天又熱,沿途常聞到腐尸的臭味。(愷老言及此,聲音暗啞了,淚光閃動。)”

 

“到陡溝區一看,比石澗區還要嚴重!路是高級社向公社過渡時修的,交接沒人管。船滿塘壩,水車,全躺在水里,橋斷了沒人修,路壞了沒人補。我感慨了一句:到處都唱‘斷橋會’了!后來,我的秘書把這句話捧出去作為我的罪狀之一。當時農村要搞敬老院、社辦工廠,占了民房。農村大搞移民并村,說是反宗族,向張家莊安插姓李的、姓王的,向王家莊安插姓張的、姓李的;把洲上的人遷到圩里,把圩里的人遷到洲上。結果洲上人不會種圩田,圩里人不會種洲地。許多民房被合,許多村社人煙稀少,村舍殘破,真像毛主席詩中寫的那樣:‘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到一些地方,看到曬一排一攤的塘草、樹葉,我問:‘曬這個干什么?’‘省長,吃的,度命。’我到鄉親家里,大多數人家里沒有能坐起來講話的,我到床邊看他們。在陡溝區,我到處開座談會,請還能走動的來參加。群眾哭訴:‘只有死,沒有別的路了。’他們向我懇求:‘能不能不辦食堂,糧食就少一點,發到我們手里,自家起火。’‘自留地、菜園地(時稱小塊土地)歸還我們,種點瓜菜。’‘水塘封起來了,城市自由市場封起來了,能不能讓我們摸魚捉蝦,度命,到城里賣!’這里是我的故鄉,好多人認識我,什么話都敢講。后來,這‘三還原兩開放’成了我的罪狀。三還原:吃飯還原、房屋還原、小塊土地還原;兩開放:開放水面、開放自由市場。其中小塊土地還原被曲解成要讓地主復辟。

 

“還有新情況:基層干部在下面打人不得了。動不動就吊起來。開城橋有一個人自稱當過曾政委警衛員(史邁:孫采貴)打人最厲害,打死人。王家坡公社書記更壞,騎著自行車,逢人就打,跟瘋子一樣。干部作風惡劣,打死人無所謂。離城不遠有個尼姑庵,住兩個尼姑,尼姑的女親戚挑一點糧食給尼姑,半路上被干部卡去了(史邁:王福渡大隊書記張定根等),兩女親戚不依,有一個被打掉水里淹死了。兩個尼姑找村干部拼命,都被打死了。縣委書記姚奎甲本人在三官殿也吊打過群眾。”[3]

 

當時兼任巢湖地委第一書記(無為縣歸巢湖地區)的張愷帆看到老百姓的悲慘狀況,當即拍板,率先做出取消無為縣農村大食堂、實行“三還原兩開放”(吃飯還原、房屋還原、小塊地還原,開放水面、開放自由市場)的決定。

 

廬山圣怒

 

張愷帆的決定,立即在全省產生巨大正面影響,一些地區群起仿效。而曾希圣主導的安徽省委則“緊急剎車”,并上報正在廬山組織批斗彭德懷的毛澤東。恰好1958年秋,彭德懷到合肥時,是張愷帆陪同的,這下瓜田李下就說不清了。

 

毛澤東盛怒之下,于810寫下了讓張愷帆揚名全黨的批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有,有一個軍事俱樂部;地方也有,安徽不是有個省委書記張愷帆嗎?我懷疑這些人,是混進黨內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辦幾年就好了。”[4]

 

這年的8月至9月,安徽省委組織了以批判“張陸反黨集團”為中心的“反右傾”政治運動。時任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副省長、宣傳部長的陸學斌,浙江慈溪人,大學文化,抗戰時曾任無為縣縣長、皖中(皖江)行署秘書長,僅因支持將張愷帆的調查報告上報,在與張愷帆通電話時說了句:“無為還是‘無為’吧”(意指不折騰)、“大躍進總路線,總不能不講事實嘛”,并派《安徽日報》記者下無為調查,就被定為張聞天式的野心家。張愷帆被開除黨籍,連降四級,下放外地農場、工廠勞動監控,夫人史邁也連降兩級。陸學斌命運基本相同,撤職、降級、開除黨籍,由解放軍武裝押送到舒城千人橋公社勞動改造。在這場殘酷政治斗爭中,張愷帆有九位親屬被迫害致死。安徽全省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極右分子,受黨記、政紀、刑事處分的各類人士,多達20余萬。

 

陸學斌1996年逝世,葬在黃山夫子峰下的風景湖畔,銘文是他1959年在干部會上說過的、也是致使陸罹難的一句名言:“如果我們不尊重客觀規律,客觀規律是要發脾氣的。”

 

無為人民至今認為,若張凱帆的決定能夠實行,至少可挽救數以十萬計瀕于餓死的無為百姓。

 

對后來發生的無為縣人口大規模死亡和饑民食尸的慘狀,新疆塔里木大學教師、無為人謝桂萍的一篇文章寫道:“據無為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全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據《無為縣志》記載,1957年年底全縣人口為982,979人,而1960年年底僅余662,557人……據筆者在昆山鄉大范圍內調查得知,當時幾乎每村每天都有餓死人現象。在冬春季野外沒有可供偷食的農作物,若糧食再供應不上,大多數農民就只有坐以待斃;若是在夏秋季,農民們如果不想被餓死,晚上都出去偷正在生長或收割的農作物,當時這是普遍現象……落入干部之手,就難逃懲處。有許多人因此即遭捆綁拖入食堂吊打,還有許多婦女因偷食被干部揪著發辮倒著拖,沿村饒圈,或將婦女的頭發剃成陰陽頭,許多婦女不堪其辱,精神失常,甚至自殺身亡。 

 

“據蘇老村蘇秀芳回憶說:當時蘇老村至昆山街沿途三四里路,每天都見無人收埋的尸體十幾具,要么是其家人已全部餓死,要么是家人因饑餓無力挖坑掩埋親人的尸體。因此,各大隊不斷組織人民公社社員專門掩埋尸體,因尸體太多,埋尸的社員也饑餓而空乏無力,只將尸體草草掩埋。荒野常見不知是餓狗還是饑狼刨土扯拉啃咬尸骨的慘境,人見了也無力去驅趕。據她說,蘇老村原有570人,到后來因餓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200多人,好幾戶人家死絕。蘇秀芳一房(共一個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人,其中餓死和被折磨死53人……據程長水回憶,他居住的村子原有人口327人,吃食堂期間,餓死加上外流,全村后來只剩下70人,好幾戶人家絕戶。 

 

“據蘇秀芳說,她的堂妹餓死后,她的二伯以收埋尸體為借口,將尸體帶到蘇老村村后山岡上,割下尸肉煮燒食用,而將尸骨僅草草掩埋,蘇老村許多村民都看到這一幕。……據昆山鄉新華村村民反映,當時該村有一老婦,一日鄰居偶進其屋,見老婦人正在吃肉,忙問其來源,老婦良久不語,后在干部的追問之下被迫說出實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虎毒尚不食子”。“大躍進”竟逼得母親腌其親生子尸以食,由饑餓導致的人倫之變異,真是駭人聽聞。[5]

 

無為的情況,就是當年安徽乃至全國的一個縮影。歷史雖已經過去,但歷史是一面鏡子,它嚴酷地告訴我們:在集權的體制下,領導人一拍腦袋的一項政策,或者意識形態上的一絲差異,甚至是個人理想上的一個誤區,都直接導致千百萬人民的生死存亡。

 

革命五姐妹分野

 

 在“反右傾運動”前,我老媽和曾希圣夫人余叔、張愷帆夫人史邁、黃耀南夫人嚴行、陸學斌夫人吳銘,是過從甚密的姊妹,經常相互走動,也常在一起打打麻將。她們年齡相仿,經歷相似,都在40歲上下,都出身于書香世家,都是抗戰初期參加新四軍的大城市女知青。她們曾共同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生死戰火考驗,相互間情投意合。

 

但這場批判張陸反黨集團的運動發生后,雙方的老公們互為政治對手,余叔、嚴行與吳銘、史邁,遂中斷了往來,形同陌路。因為我老媽和張、陸兩家關系更為密切,也難逃一刼,被戴上“極右分子”帽子,受到撤職和黨內留黨查看處分。那年,我老媽不過39歲。醫院組織批判她的主要罪責是:“借向省委申請黃豆補助之機,污蔑社會主義大好形勢,勾結張陸,反對三面紅旗。”

 

事實是,1959年省立醫院的就診病人中,由于嚴重營養不良直接引起的疾病和死亡比例大幅度逐月上升。根據一線醫生們的意見,必須把營養救助作為輔助治療手段。肉、奶、蛋、魚,當時都是夢中之物,皆不可能。黃豆是唯一有可能的選項。于是,醫院決定向省委申報、爭取特批,責成我老媽起草報告,并向上級申報。當時“文教衛”歸口省委宣傳部,我老媽和宣傳部陸學斌部長溝通后,呈報了申請。省委宣傳部又轉報至省委、省政府,由張愷帆特批,給醫院每月調撥兩千斤黃豆,用于危重病人的輔助治療。這件事,我老媽也口頭向曾希圣反映過,曾也口頭表示了支持。

 

張陸反黨集團被批判后,省立醫院以我老媽為重點,整了幾十個人。這消息后來傳到省委小花園,曾希圣也覺得過分了,于是他采取了一種間接的方式來表示他的意見。他讓余叔阿姨、嚴行阿姨及賴少其夫人曾菲,一起來看看我老媽。那天,她們還在我家打了麻將。余叔阿姨閑聊起和水靜阿姨(無為人,為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在廬山陪毛主席跳舞的事,滿臉春風。席間,她們還聊起藍蘋、黃靜、唐納,延安河灘上的舞會,對江青的上位,多有不敬之語。不管怎樣,她們這一行,確實起了對老媽和我們全家的保護作用。

 

我老媽雖受“反右傾運動”的影響,但受到曾、黃的間接關照,處分相對較輕。其實,她本可牽著這橄欖枝,與曾、黃兩家當權者保持密切往來,至少有益無害。誰知老媽自此不登曾、黃家的門,反與張、陸兩家“同病相憐,共赴國難”,走動密切。

 

我老媽當時自己政治處境困難,還有獨自撫養4個子女的巨大經濟壓力,但是,她能樂觀撐過糧食困難時期,讓所有認識她的人無不欽佩。多年以后,我曾問老媽:當年為何如此涇渭分明?老媽曰:不為五斗米折腰!1986年,張愷帆在老媽的追悼會上,親自致悼詞。他這樣評價她:“平凡的偉大、不屈的堅韌”。

 

當糧食困難的各類消息傳到香港時,引起我外婆對我家生計的擔憂。盡管我老媽每次寫信報喜不報憂,但老外婆心里明鏡似的。困難時期,她時不時寄來幾十元港幣或幾斤肉脯,幾罐洋奶粉,還有燕麥、黃油、方糖、咖啡、巧克力這類食品。當時中國外匯緊缺,有點“僑匯”還可按比值配給點糧、油、糖等緊缺食物和布票。這些外援,真可以說“雪中送炭”,彌足珍貴。通過老外婆的來信、洋貨、照片,我也開始認知一點點國門以外的花花世界。老媽經常把外婆寄來的珍稀食物,分出一部分,讓我悄悄送到張、陸兩家。

 

但外援只是杯水車薪,缺少食物仍是頭等大事。老媽開始悄悄變賣寄存在上海的一些珍寶首飾,經手人是安徽省駐滬辦事處主任沈君常叔叔,他曾是我父親抗戰時期組織上海敵貿工作的親密助手之一。他非常可靠,處事嚴謹。否則,被組織上知道了,又是罪過。但是那年月,一枚一克拉的白金鉆戒,寄賣不過200來元,可在救命關口,哪里還顧得了這些。

 

責任田風波

 

 曾希圣在1960年下半年開始清醒起來,他面對現實,力圖調整政策,挽救危局。1961年春,曾希圣開始先通過試點取得經驗,進而以省委名義連續三次發文,在全省推廣“責任田”。

 

毛主席開始曾一度贊成“小范圍試點”。1961315,廣州會議期間,曾希圣和譚啟龍一起到毛主席住處,毛澤東聽曾希圣匯報實行“責任制”能較快地增加糧食產量,當即答復說:“你們試驗膽大!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很高興,立即打電話告訴安徽省委,興奮地說:“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6]

 

那年712,曾希圣在蚌埠的毛主席專列上,再次匯報了實行“責任田”的必要性。毛主席回答說:“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如果責任田確有好處,可以多搞一點。”[7]929,毛澤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信,又“翻盤”了,明確指示基本核算單位從大隊下放到生產隊,人民公社化遺留下來的平均主義問題便基本解決了。19611224,毛澤東在無錫,召見曾希圣時問:有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否還要搞“責任田”?并提出,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變回來?

 

但經過近一年的實踐,曾希圣深深感到“責任田”給安徽農民帶來的好處。他便向毛澤東請求:“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毛澤東沒有明確表態。而倔強的曾希圣和他領導的安徽省委,決定1962年繼續實行“責任田”。127,省委以“通知”形式;23,省委書記桂林棲以召開電話會議形式,向全省各級黨委、政府發出公示,繼續實行“責任田”。[8]

 

這樣,合肥就為恢復自由市場悄悄開了個口子。合肥長江路東段,有兩個著名的小花園:一個是長江路南側的省委小花園,是安徽省委頭頭們的高級住宅區;一個是長江路北側的湖濱小公園,50年代自發形成的自由市場,1958年被強行關閉。重新開放后,各類農副產品,從無到有、從少到多,日益豐富,到1965年已恢復到1958年前的豐富程度。

 

按當時計劃配給的定價水平和低工資水平,小花園市場的物價奇高。自由市場的胡羅卜每斤0·7元,土豆每斤0·8元,小麥每斤1·2元;豬肉論小塊賣,50左右5元錢。最初的消費者多是拿高薪的知識分子、拿定息的資產代表,還有我們這類靠外匯、靠變賣家產求生的家庭。合肥當時普通職工月收入24元至32元,要承擔4~6口人的生計。90%以上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七、八元。每月收入僅勉強夠購買票證內配給的食品、輕工業品,如棉布、針線、肥皂、鞋襪、火柴、香煙等。

 

1961年冬,合肥第一家向公眾開放的國營飯館復業開張。剛開張的幾個月,每天人山人海。從早上7點排隊,10點以后才能輪上。這個飯館只賣一個品種:用豆腐、粉絲、白菜作餡的“議價餛飩”。每人僅限購一碗,每碗1元,但不收糧票。令人恐怖的是,常有顧客剛端上熱餛飩,就有餓極了的乞丐突然沖出,一把抓出碗中的食物,不顧一切低下頭狼吞虎咽,盡管此時多已被群眾暴打得頭破血流。

 

對百姓而言,這或是國家政策開始從“不準老百姓正常吃飯”到“恩準老百姓正常吃飯”轉變的信號。在豆腐高價餛飩面市以前,合肥只有長江路上的“江淮酒家”一家餐館未關閉。這是省委招待所“江淮旅社”的對外窗口。這個酒家,只對十三級以上高干和高級知識分子、在省人大、政協任職的高級民主人士憑卷開放。他們的所謂特權,也不過是每月可以享受一次兩人平價自費就餐的機會而已。

 

在糧食困難年代,我記憶最鮮明的還有“蘋果的誘惑”。反右傾斗爭中,我老媽被貶至負責醫院幼兒園。老媽的主要精力是千方百計地在各廳局、各地方找老戰友們為孩子“化緣”,以加強孩子們的營養。1961年秋天,老媽竟然從省供銷社搞到一批蘋果!當時規定,除了員工每人發一個外,全部留給孩子。這樣算一下,每星期六下午讓孩子吃一個蘋果,可維持一段時間了,老媽大喜。

 

這批蘋果,堪比文物,被專人嚴密專管。每周下午,按人頭數個待分。我和大姐那天放學后,去接在幼兒園的小妹回家。結果在老媽辦公室,被那筐紅蘋果強烈誘惑,禁不住在沙發墊下偷偷藏起來一個。誰知老媽點數時,發現竟然少了一個,她頓時勃然大怒,訓得保管蘋果的阿姨無地自容。這事鬧大了!我們后來尋機把那個私藏的蘋果悄悄放回筐里,又哄老媽說,或許點錯了,我倆幫你再點一遍。這才化解了一只蘋果的危機。

 

當時城市人口的食物配給實行嚴格的票證分配制,基本可保障最低生存需要,吃不飽、吃不好、半死不活,但也餓不死。我想把這些記錄下來是有意義的。當時城市的口糧按年齡、職業定量:按學齡前每月9斤,小學低年級每月15斤,高年級19斤,中學生22斤,成人25斤,重體力勞動28斤,最高32斤發糧票。其它副食品基本都靠票證供應:食用油每個人每月二兩;肉類每人每月二兩,70年代增量至半斤;糖每人每月2兩,肝炎住院病人可增配2兩;豆腐每人每月8兩。其它如雞蛋、魚、雞、鴨、花生、黃花菜等,逢國慶、元旦、春節,另行憑特別票證供給。食用油品類常變化,多是菜籽油,有時有花生油、豆油或棉籽油。口糧粗細搭配,比例也常變化。困難時期細糧(米、面)占總定量的10%、中糧(玉米面、綠豆、紅豆等雜糧)占30%,粗糧(山芋面、山芋干、鮮山芋)占60%。細糧可買中糧、粗糧,一斤可買中糧一斤半、粗糧2斤、鮮薯5斤。

 

不少單位領導也想辦法給職工找補充食品。省立醫院也配發過干山芋藤、干蘿卜葉、代食粉(米糠+荷葉桿壓成粉);代食粉摻在山芋粉里蒸窩頭,吃起來扎喉嚨,屎都拉不出來。那時醫院的常見病不是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等,而是浮腫、貧血、肝炎、腎病、胃病、胃腸病、脫肛、子宮下垂、疝氣這類與飲食失調、營養不良相關的疾病。

 

1962年以后,合肥自由市場非糧油類的食物供給日漸豐富,國營餐館已恢復大部。消失的零售攤,也漸漸多起了。人們對缺糧的恐懼隨之漸漸淡化。

 

功過曾希圣

 

 因為與曾、張兩家的關系,自己身處安徽也經歷了那個時期,大學畢業后又長期從事農業方面的工作,所以對這段歷史了解較多。就從我的視角來說說安徽的糧食困難時期。

 

應該說,曾希圣在“大躍進”時期推行的激進政策,根源在上面,也得到一線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持和肯定。僅1958~1960年,到安徽給曾希圣撐腰、站臺、叫好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柯慶施、董必武、楊尚昆、劉瀾濤和副總理陳毅、譚震林、羅瑞卿等。毛、朱曾兩次視察安徽。劉少奇、譚震林對安徽的“共產風”更是大為贊揚,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雖然曾希圣試圖糾正錯誤,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曾希圣還是被批判免職。一方面是因為他對浮夸風餓死人的重大責任,另一方面“責任田”也被列為曾希圣的嚴重錯誤之一,被否定。也就是說,他既犯了“左傾”錯誤,又犯了 “右傾”錯誤。

 

七千人大會后,安徽省委做出改正“責任田”的決議。但一些基層干部和黨組織,冒著極大地政治風險,上書毛澤東。19625月,太湖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錢讓能給毛澤東寫了《關于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指出:“‘責任田’的辦法是農民的一個創舉,是適合農村當前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六十條’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重要補充。有了它,當前的農業生產就如魚得水,錦上添花。”又說:“據我們調查摸底,擁護責任田的起碼占80%以上,甚至于占90%以上。站在90%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同呼吸,該不能算是尾巴主義吧!怕80%甚至90%以上的不跟我們走,這恐怕也不能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央領導內部對此也有不同意見。19626月,李富春、鄧子恢等也肯定了“責任田”的優越性。72,在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到“包產到戶”問題時,鄧小平說:“有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采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試試看。”

 

陳云6月下旬調查回京后,就分田到戶的問題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交換意見,大家的看法大體一致。76,毛澤東約見陳云,聽他申述了實行“包產到戶”的理由。717,鄧子恢面諫毛澤東,認為“責任田”是一種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田,適應廣大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廣大農民的需要,有強大的生命力,廣大農民不愿改變。

 

但毛澤東一意孤行。1962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強硬表態說:“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干,究竟有百分之幾十?有說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國來講,這時期比較突出。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現在就有鬧單干之風、越到上層越大。”他點名批評曾希圣是“要代表富裕中農的利益”,“為天下中農謀福利。”[9]曾希圣被迫在全會上做了檢討。

 

安徽省委之后組織了萬人工作隊,到各地農村強行改正“責任田”。到196311月,全省30.5萬多個生產隊,除了200多個生產隊仍實行“責任田”外,基本被全面改正。

 

1961年進行“責任田”試點,到七千人大會批評“責任田”犯了“方向性錯誤”,其間,曾希圣甘冒巨大政治風險,勇于實踐和改革,通過“責任田”的制度創新,對安徽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了決定性作用,也為此付出了沉重政治代價。數據表明:執行“責任田”的1961年,安徽糧食總產量達到189億斤,比1960年增產54億斤,增幅達40%,群眾稱贊“責任田”為救命田,“責任田”也給重災的鄰省帶來生計。如當時河南從淮北地區購買的山芋達到5億多斤;大批仍處在缺糧狀態的四川、河南饑民逃荒到安徽,獲得了生機。按照當時行價,20斤糧票可換一個四川、河南的姑娘當老婆。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的激進政策,曾經直接導致了安徽的糧食困難;之后又千方百計對中央和社會隱瞞缺糧的災情,多次對中央領導和調查組封鎖實情;而且嚴厲打擊和迫害那些敢于舉報的干部、群眾,“捂蓋子”。被毛澤東、劉少奇批為“老虎屁股摸不得!”

 

1983年,我受中央農研室委托去安徽調查,負責接待我們的省農委主任周曰禮,恰是當年曾希圣的老秘書。周老親歷了“責任田風波”,率先成為“安徽大包干”的政策推手。兩代人聊起往事不勝唏噓。我覺得,曾希圣在安徽解放后經濟建設史上,是既有大罪過,也有大功績。歷史人物就是這樣,很難有完人。

 

平反之年1962

 

 曾希圣調離安徽后,中央任命李葆華為省委第一書記,重組安徽省委。以中監委副書記錢瑛為首的中央工作組進駐安徽,主持涉及幾十萬干部、群眾的兩大政治案件的復查糾正工作。一是1958年“反右擴大化”,錯誤將省委書記李世農、合肥市委書記楊效椿、省文教衛書記魏心一等打成右派反黨集團,株連幾萬干部、群眾;二是1959年反右傾擴大化,錯誤地將張愷帆、陸學斌打成張陸反黨集團,株連20多萬干部、群眾的重大政治案件。

 

李世農、張愷帆、楊效椿、陸學斌、魏心一及一大批受株連的干部得到平反,其中包括原巢湖地委書記程明遠、原治淮委員會政治部代主任劉秀山,他們都曾因抵制曾希圣的“蠻干”做法,受到政治迫害。我老媽也在“平反風”中被撤消處分,恢復待遇。

 

李葆華主政安徽時期,重在“調整,生養”,經濟平穩,政治上不折騰。省委內部,當時干部分為三派,號稱“外來空降派”“曾桂派”和“平反派”,這三大派系間的關系,也保持斗而不破的平衡。所謂“外來空降派”,包括中央調到安徽的第一書記李葆華、省委書記任質斌、省委書記劉季平、李豐平,宣傳部長李凡夫、副省長朱光等。而“曾桂派”中的曾希圣、桂林棲、黃耀南、宋孟林等均已調離,但留任的省長黃巖、省委書記李任之、王光宇、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劉征田,省委常委、秘書長鄭銳,省委黨委,副省長彭宗珠等大致歸屬于這派。重新回到省委領導核心的“平反派”,則有李世農、張愷帆、陸學斌、楊效椿等。程明遠平反后出任省農辦副主任;劉秀山出獄后,掛職省委候補委員,省文聯副主席,長期養病。魏心一重掌省文衛口,陸學斌復為省委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長,文革前調任新疆自治區書記兼新疆大學黨委書記。

 

經歷過多年的政治斗爭,安徽干部愛折騰的局面,轉而進入相對穩健期。和曾希圣“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霸王作風不同,李葆華待人平和、厚道,善于吸取平衡各方意見,有民主作風,生活樸素,不講排場。在安徽干部、群眾中口碑良好。他調安徽時,也把家從北京搬到合肥。小兒子李鴻塔轉到合肥一中就讀,比我高一屆。李鴻塔后來當到省政協副主席。

 

我老媽始終為老爸的冤死憤憤不平。想借中監委進駐之機,在諸多老戰友合力支持下,為老爸討個公道。因此,1962年有一個階段,我陪著老媽到處申冤,找過安徽省委的張愷帆、李豐平、陸學斌,華東局的魏文伯、中組部的李步新等老爸生前戰友,也找過中監委錢瑛書記。雖然大家都深表同情,但誰都表示愛莫能助,無能為力。老爸抗戰時的老戰友、華東局分管書記魏文伯盡了最大努力,最后嘆氣說:“時機還不到呀”。最后中央駐華東監委復函:“暫不受理”。但復函中明確提出:“蔡輝同志對革命有貢獻,蔡輝同志的錯誤,不屬于敵我矛盾”。這個有傾向性的定性,后來在我入黨政審時還是產生了重大的良性影響。

 

老媽為老爸申冤的消息傳出去以后,一撥撥受老爸案件影響的故舊來訪。這些人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在老爸組織領導下,為我軍采購軍火、醫藥、電臺,建立地下交通,不少人出生入死,舍家舍財。解放后受老爸案子的株連影響,多數人被打入冷宮,戴上“帽子”,生計無著。有的還被冤獄。

 

那年,剛從監獄刑滿釋放、身無分文的朱玉龍找到我家,受到老媽盛情款待。朱玉龍是舊上海海關官員,抗戰初期即成為新四軍在上海的秘密買辦。1941年后,成為老爸特貿系統派駐上海的特別買辦。朱玉龍神通廣大,為新四軍搞軍火、招人才、運機器、建工廠、印鈔票、建地下交通線,貢獻很大。1944年經老爸介紹,皖江區黨委書記曾希圣、副書記李步新特批為中共“秘密”黨員。上海解放后,華東財委派朱玉龍到香港開展特貿工作。1956年回國述職時,有人懷疑他與“潘楊案”有關,被公安部指令上海公安局秘密逮捕。據朱玉龍說,他和潘漢年唯一的一次見面,是1946年奉華中局國區部曾希圣、蔡輝指令,秘密從上海押送一筆巨款至南京,面交潘漢年轉中央。后來經審查,排除了朱玉龍涉“潘楊案”,卻以朱玉龍入關時給首長捎帶的兩塊手表未申報為由,定為“走私罪”,判了六年刑。

 

朱玉龍刑滿出獄后,生計無著,求告上門。老媽對朱玉龍的背景和貢獻當然非常了解了,于是親自帶著朱玉龍找了對其歷史也知情的省委書記張愷帆和中組部副部長李步新。最后由李步新協商上海方面,給朱玉龍在上海盧安灣區文史館做了安置,總算有了口飯吃。但幾年后,朱玉龍慘死于文革。

 

還有其它一些老爸舊部屬黨外的有功人員,因為有一般歷史問題,長期找不到工作。老媽“古道熱腸”,千方百計找在職的七師老戰友們說明背景,力求為他們謀個看門、看庫,甚至糊紙盒類的普通工作。老媽當年在七師師部衛生所當所長,以醫結友,人緣很好,所以成功率還挺高。我從小陪著老媽四處奔走,也算是閱盡人間冷暖蒼桑的“小江湖”了。

 

這些老爸舊部來訪來求,老媽都盛情款待,有時還湊點應急錢。那時替人辦事,也沒有人請我們吃喝、送禮。老媽從不說共產黨“過河拆橋”之類的話,只說“你爸要不死,他們今天也不至于這么慘”。我感覺老媽似乎是在替我老爸還人情債似的。

 

[1]《曾希圣傳》,第443-444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

 

[2]同上

 

[3]《張愷帆回憶錄》,第185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第431-43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版。

 

[5]謝桂萍:《安徽省無為縣的“大躍進”運動及其后果》,《當代中國研究》,20062期。

 

[6]見中共安徽省委辦公廳:《關于“責任田”的幾個參考資料》,1962720

 

[7]《曾希圣傳》,第50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

 

[8]《曾希圣傳》,第50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

 

[9]《曾希圣傳》,第513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 

 

 選自作者自述《布衣春秋》

 

 

 
評論】 【加入收藏夾】【關閉
 
 

   
 
蔡曉鵬:安徽大躍進時代親歷記
邢成思:熊大縝與趙九章之死
李響:1952年院系大調整:教授洗...
王子君:他神情肅穆地走進胡耀邦...
梁銀安:周恩來總理給村民回信
李卓然: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鮮...
水新營: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十二...
 



查看>>所有評論
 
 

京ICP備06025827號  京公網安備110102006329    電話:010-82997384轉813  EMAIL:[email protected]

版權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免責聲明 

本網站署名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和立場,不代表本站觀點和立場。
本網站為公益性網站,如作者對本網站發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見,請立即和我們聯系。
 
毕尔巴鄂竞技吧